近日，在广东河源一所小学的老围墙上，出现了长100米、高约2.4米的墙绘作品。墙上的主角是李大钊、闻一多、刘胡兰等14位革命先烈。巨幅画像上革命先烈们眼神坚定，栩栩如生。许多网友看到这幅百米墙绘后，不禁感叹“高手在民间”。

  南都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，这幅墙绘是“90后”小伙刘锡龙花十余天时间用电钻和打磨机雕刻而成的。6月29日，刘锡龙在接受南都记者正常采访时表示，作为公共空间的老旧墙壁，很适合具有公益性和公共性的表达。影视剧《觉醒年代》近期热播，他参考了片头动画中对革命先烈形象刻画的手法。“希望可以通过墙绘，让更多青年学生感受过去那个热血澎湃的年代。”

  在河源市源城区金沟湾小学旧围墙上，李大钊、闻一多、刘胡兰等14位革命先烈、历史人物的巨幅画像被刻在墙上，五官神情惟妙惟肖，全副墙绘长100米、高约2.4米。

  这幅百米墙绘出自“90后”广告人刘锡龙之手。他告诉南都记者，这是他第一次尝试用电钻来雕刻人物肖像。

  在“动工”之前，刘锡龙先根据史料在电脑上对画面进行整体布局，再对具体的人物形象进行设计。

  他曾和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教授李跃交流此次墙绘的想法。李跃建议，可以学习影视剧《觉醒年代》的片头动画。《觉醒年代》中所运用的版画元素极具特色，这种表现形式既显现年代感，又很好地凸显了人物性格，这给了刘锡龙不少启发。

  刘锡龙向南都记者介绍，过去创作的墙体用刮刀轻轻一刮，里面黑色的水泥就露出来了，相对比较容易“成像”。而这一次选择的墙面表面太硬，他曾用顺手的镰刀、锤子、抹布、钢丝刷和刮刀都派不上用场。有装修师傅建议他用水泥清洗剂或砂轮，但这些工具都很难在硬度高的墙面派上用场。刘锡龙灵光一闪，借来了专门用于混凝土面打孔的电钻来创作。

  六月中旬艳阳高照，几乎每个下午，刘锡龙都会出现在金沟湾小学的围墙边。电钻运转时发出的噪音较大，他每天下午三点才开工，然后“打”到八点左右离开，每天“打墙”四五个小时。

  用电钻作画，刘锡龙要配齐“电焊套装”——头盔、防护口罩、眼罩。举着电钻画画总难免引来周边居民的围观。刘锡龙告诉南都记者，这对他来说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。

  过去从未使用过电钻的刘锡龙，在尝试电钻作画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疲惫。“电钻大概两三斤重，第一次钻完放下后，手明显有些麻痹，食指跟拇指之间接触的时候都没什么感觉，就像手掌被重物压迫了很久。”创作期间，酸痛与疲劳的感觉始终伴随着他，即使是经过了一夜的休息也未能完全恢复。

  持电力十足的器械做雕刻，除了要把持住重力和冲击力，还要“粗中有细”，其中最大的挑战，是对人物五官细节的雕刻。

  刘锡龙向南都记者介绍，最难把握的部分就是眼睛，因为把眼神“打对”，才能有精准表现人物形象、气质的可能。

  采用电钻、打磨机等工具在旧墙上进行“减法创作”，实际上很考验刘锡龙的耐心。创作中难免发生错漏，他会使用白色的广告颜料进行修复。例如在眼睛的处理上，往往很容易造成一大块外墙脱落，这时就需要使用白色的颜料来修补细节。

  在墙面上创作，刘锡龙的进度还算比较快，他平均两三个小时能打磨好一个人物，长则需要四五个小时。他回忆，中国妇女运动先驱向警予的肖像是创作中耗时最长的，大概用了两天。

  “英雄墙”最终呈现的效果出乎刘锡龙意料，他对于这个作品颇为满意。“电钻打磨出来的墙绘，比之前使用镰刀、钢丝刷等工具完成的作品更有视觉冲击力。”他说。

  1990年出生的刘锡龙毕业于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广告专业。毕业后，他一直从事平面设计相关的工艺和艺术创作。

  2020年底，刘锡龙回到家乡河源。小城里的车水马龙都成了他的“画板”。他甚至曾在水井盖、下水道等地方搞涂鸦。之后，他想到废弃工厂或房子外围的破壁残垣或许也可以利用起来，不仅能赋予原本单调的墙面以生命力，还能将废弃墙壁“唤醒”，用老墙创作，给大家讲故事。

  于是，呼吁保护野生动物的80米主题墙绘《无奈的爱》就映在了河源市区一面墙上，身体残缺的野生动物流着血，看起来像在痛苦地嚎叫。为了向抗疫英雄致敬，他还曾用钢丝刷和抹布创作钟南山、张文宏、陈薇、张定宇等人的肖像；前阵子惊闻袁隆平院士不幸离世后，他在墙上用两天时间创作出了手执稻穗的袁隆平画像，约5米长，3.5米高。

  为了更生动贴切地展现人物形象，刘锡龙表示，确定创作的主角之前“做功课”非常重要。

  在阅读史料的过程里，刘锡龙对于家乡的历史有了更深理解，“好像穿越时空回到了过去”。他希望可以通过墙绘，让更多人，尤其是青年学生看见过去那个热血澎湃的年代。

  此次墙绘，他选取了向警予、李大钊等人物形象，还有与当地历史息息相关的革命先驱阮啸仙、刘尔崧、黄居仁，人称“东江三杰”。

  刘锡龙向南都记者透露，电钻是向社区借的，电是由学校提供的，电线是五金商贩送的，路边保证行人安全的木板是卖木板的老板搭的，“都是大家资助帮忙才成就了这个作品”。

  刘锡龙告诉南都记者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未来也可能尝试使用别的工具，只要通过这一个工具能够表达想法就可以。

  “作为公共空间的老旧墙壁，很适合具有公益性和公共性的表达。”刘锡龙谈到，他最大的收获就是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，就像摄影师喜欢把美的事物拍下来，装裱起来。即便这些墙壁未来面临拆迁，他也不会感觉遗憾，因为把老墙变为公共艺术的目的已达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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